為追溯有關鎮壓的歷史和揭露讓「屬下階層（subaltern）」女性噤聲的權力機制，比較文學學者斯皮瓦克在其論文《屬下能說話嗎？》中引用了英国在1928年對印度「娑提(sati)」習俗的廢除和罪犯化。「娑提」指一種讓印度教寡婦在其亡夫火葬堆中自焚的儀式。利用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斯皮瓦克認出了在缺少女性意識心聲之下隱藏著的兩個謊言： 英國人口中「白人男性從棕色男性手中拯救棕色女性」那帝國主義的征服性言論，印度本土主義者口中「那些女人事實上願意去死」的看法——對他們來說，娑提是他們效忠以傳統作為反動意識形態的重要證明，和對於其喪失本源的一種懷念。正如斯皮瓦克解釋道：「在父權制和帝國主義之間……女性的形象消失了，並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虛無中，而是消失於暴力的穿梭之中，這是夾在傳統和現代化之間的『第三世界女性』的被置換的、流離的形象。」

我凝視著屬下女性身處的深淵，看見的不過是一種極度清晰的黑暗與寂靜。如臨床診斷一般，這些長期感受到的、被忽視的、忍受著的、但卻又未被歷史承認的病症在此刻炙熱地覺醒。我精通的父語和外來語卻不曾對我開口；我質疑歸屬的可能性。我任何嘗試出口的聲音都會在語言、地方、身體裏、於那些不可名狀的空隙中、暴烈地結束。不存是絕症，屬下皆無言。

我不願為了博得文化流動性而去宣稱自己作為一個第三世界知識女性的屬下身份。但斯皮瓦克所提供的理論工具的確有助於理解第三世界屬下女性的困境和其在文化討論中的缺失，且有助拷問了在被父權制，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全球化所共謀的語境中（自我）表徵的權力機制與困難。這種語境也構建了我身上被他人所構建的內部聲音。作為一個投身全球藝術舞台的中國女性藝術家，在思考我為何必須尊重發聲的自主性、而非淪為暴力表徵下或是甜蜜地自我東方化的犧牲品時，這種意識變得更加重要。但這種自保遠遠不夠，「女性必須要講述彼此的故事。」

斯皮瓦克的翻譯政治建基於她對屬下女性的關注，也是我目前視藝實踐的政治基礎。斯皮瓦克宣稱：「翻譯是不可能但必要的。」生長於中國經濟改革時期，我深深體會到了語言間不可逾越的存在差異。儘管我所接受的多語言教育豐富了我對世界文化多樣性的理解，但它同時也為我建立了一座把我割裂的巴別塔。我關乎性別的經歷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意譯的艱難。那被多語雜音和被滅聲的女性身份所分割至精神分裂的存在是我理解那“不可能性”的基礎。歸根結底，翻譯這種行為是在一個不承認她的世界中構建這個「他者」。承認這種可能性等同於粗暴地否認與「她（他）者」在存在上的差異，因此，尤其是在單語主義和西方化在全球範圍內膨脹的今天，翻譯是不可能但絕對必要的。

對我而言，繪畫也是語言。每種繪畫傳統都與令其構成符號和特殊性的文化背景和語言密切相關。在歐洲和戰後美國現代主義傳統的長期主導下，架上油畫已經成為了人們想到繪畫的直接反應——但「畫」、「نگارگری ایرانی 」、「चित्र」 以及更多，與它們各自相映的認知論，又是什麼呢？當其多元性被同質化時，我們這個已經全球化的藝術世界只會說更少的語言。在雙重束縛中的另一面，女性也總是被畫和為之而畫。

翻譯不可能創造一個公正的世界或是構建異文化之間的平等。儘管，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更必須去翻譯——為了自己和其他女性——那些被雙重奴役至消失的屬下女性必須在意識到雙重束縛和暴力轉碼的風險下塑造屬於自己的形象。我藝術實踐中的行動主義，是為了承認文化之間的差異，通過語言學習為了找回、修復那些遺失和損壞的認知論，並補充女性和她們個體差異間被迫缺席和沈默的地方。

譯者的任務，對於斯皮瓦克來說「是促進原作與它的影子之間的一種愛，一種容許破損的愛。」它接受了這種因差異間必然的衝突的所造成的磨損，我因而覺得這種愛格外令人感動。跨越所有的邊界，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譯者與藝術家，我的職責是去促進這種愛，建立一個作為全球多樣性的燈塔的巴別塔，成為屬下的回聲，並歡迎女性去享受世界語言及圖像的碩果，這是她們自己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