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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徹斯特華人當代藝術中心(CFCCA)外觀,2017年。圖像由Arthur Siuksta所攝、由CFCCA提供。

《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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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九號,我公開致信曼徹斯特的華人當代藝術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CFCCA),宣佈退出「A New Constellation: Chinese Diaspora Now」展覽。這一決定的主要原因是CFCCA的館長Tiffany Leung的突然離任。這凸顯了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在機構餘下的雇員之中,只有一位是非白種人士;也反映了在英國等地,有關「中國藝術和藝術家」的討論和研究中,人口和種族分布的不均。這種失衡延續了以歐洲為中心的白人視角和觀點。倘若我們的制度繼續將論述的權力賦予白人,白人特性將繼續管制我們的敘事及聲音。正如女權主義者Donna J. Haraway在《Staying with the Trouble》(2016年)中所説:「我們理解事情的框架是有影響力的. . .創作世界的故事與創作故事的世界兩者皆重要。」 任何文化機構若是想為代表性不足的群體或文化發聲,便要先承認並徹底探究這種缺乏,不管是義工、實習生、抑或是管理層,因為即使是教育程度最高的白人館長,也永遠不能親身體會非白種人的體驗。

在我寫這封信的同時,英國的大學與學院工會(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 UCU)在藝術學院舉行的罷工行動接近尾聲。作爲UCU的成員,我也有罷工的意欲;我感覺我已經用詞彙和修辭武裝好自己。罷工就等同於宣布:「我拒絕參與。」我拒絕這些有害的、不公正的、或打壓性的行為。謹記這裡所説的「我」是個集體的「我」,在保留自我的同時也與其他無數個「我」糾纏。它與「我們是中國人」中的「我們」不一樣,但它承認了「我們」這一同化的複數中的個人責任。罷工對這個以交易為基礎的社會而言,是一種透過拒絕提供服務來打亂生產流程的行爲,是對社會中的不平等結構和行事方式的控訴。

英文中的俗語「即使爲了全中國的茶也不」(not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意思是沒有什麼能說服你去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這一説法,闡釋了長久以來在英語世界中,中國和中國人被視爲交易鏈中的工廠和製造者的角色。另一個可以互換的俗語則是「即使爲了愛和錢也不」(not for love or money)。如今我們很少用到這些俗語,但在一個以金錢為基礎而且機會甚少的藝術世界裡,不少機構和個體爲了保留資金的來源,才參與各種人口多元化的計劃。這些出於自我保護的行爲,不僅無法改變博物館與藝術館所代表的聲音,而且更加强了邊緣化群體在上流社會的經濟中,被視爲交易角色的問題。過往的帝國仍然是我們工作以及生活體驗的背景。

作爲藝術家,我們的訓練使我們擅長進行評論,而我想問:我們如何才能將評論化為實際的樂觀主義、行動和變化呢?如何才能從具有歷史的歐洲中心主義釋放思想、創作呢?如何脫離以白人爲中心的思想工具?如何才能夠身處於白種社會結構而不加強這些結構呢?

我向CFCCA寫信的目的不僅是公佈我退出展覽的決定,更是希望引發能回答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在信的開端也強調了這些問題與答案的開放性,而我也希望這封信的結論由開放性的討論來書寫。可惜的是,我與CFCCA的討論在這被斬斷了。雖然他們願意與我單對單談話,但到目前為止他們仍然拒絕進行公開而廣泛的討論。這些對話早已存在於我與其他藝術家之間,但經過幾番溝通及嘗試後,新冠肺炎的傳播又製造了其他的困難。

一種最近興起的東方主義,漸漸模糊了有關中國新冠肺炎政策的評論與種族歧視之間的界綫。在世界範圍內,「中國」這軀體與身份一直帶有種神秘感,現在則更被視爲可疑。隱蔽的種族歧視在英國及世界各地變成了明確的暴力攻擊。在英國,針對東亞人士的暴力事件由肺炎事發到現時已上升三倍;更明確的是,此次肺炎不成比例地對黑人、亞洲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藝術創作既與社會相互聯繫,更是一種意識形態上飽和的、相互糾纏的代理活動,一種與現實接觸的方法。這個活動不但會影響這些現實,也同時受到這些現實的影響。如果我們不主動致力消除那些被默認的不平等架構,那麼我們就要繼續接受我們在不平等和歧視性社會中的席位。

在「A New Constellation」展覽中的另一位藝術家Seecum Cheung已經聯絡了CFCCA,針對出於種族動機而對華人所作出的侵犯,找出繼而可以採取的行動。最初,與CFCCA的對話似乎是開放的,但當藝術家要求CFCCA解釋他們的資金及計畫,以應對團隊中的種族包容性問題時,這些對話突然中斷了。在藝術家之間的對話中,尤其是Cheung、Leung、Denise Kwan和我之間的對話,正逐漸形成一個合作行動。我們建立了一個互相扶持的工會,這個罷工工會已通過暫時退出展覽的動議。透過這些對話,我們想像我們擁有一種抗體,使我們免疫且免於責罰。我們對這種新的實務模式抱有的樂觀情緒,刺激了(並使我們發現了)我們的工作。同時,藝術家Victoria Sin也取消了原定於9月在CFCCA舉行的個展,加入了我們的罷工行列。

考慮到新工會的出現,我想起了CFCCA的成立。在它開幕之前,在曼徹斯特進行的中國藝術展覽都由英國的策展人在曼徹斯特美術館等場地策劃。1986年,一群中國藝術家因主流藝術對他們的忽視而感到沮喪。他們對於創造一個所需的空間和平台的渴望,形成了一個協會,使他們能夠擁有自己的藝術和文化所有權。後來,該中心轉向國際化,其議程著重於擴張及與主流的融合。

前節目策展人Yuen Fong Ling在2014年對Beccy Kennedy在《當代中國研究》期刊上的一項研究發表評論說:「英國華裔藝術家和聽眾在CFCCA中已經變得『隱形』。」Ling當時指出,該組織不再由藝術家經營,這意味著它現在只是一個「理論上的中心」。實際上,它已經「在多元性和代表性問題上失去了政治或個人的觀點」——它失去了「創意和批判的精神」。六年過去了,CFCCA現在正在招聘一名「遠景顧問」:這一臨時職位的職責是規劃中心的未來。和CFCCA的最後通信暗示了在該顧問被任命前,我們無法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作為一個分離主義團體,我們形成了一個空間,容許我們再次以(樂觀且具行動性的)不和諧音說話,並在我們當下的情況中進行創作。我們問,在一片傳染性的虛假信息和病毒式的仇外心理中,我們該如何做才能為蔓延和迷亂的氣氛重新著色?藝術世界應該如何適應和演化?或是到了該進行徹底革命的時候了?在現有的經濟架構、哲學和美學典型以外,我們應如何表達和維持我們的實踐?

在《亞洲藝術觀察》春季刊的開首中,編輯Mark Rappolt寫道,Covid-19的毀滅性影響「使藝術以及與其互動的社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值得保存。」但是我們必須問自己,哪些東西值得保存?我們是否應該為了我們機構原本的文化價值而拯救它們的表面價值?當我們開始重建常態時,我們需要自問,過去的常態忽略了什麼、它們邊緣化了什麼、以及我們可以為這新的誕生帶來什麼。正如詩人Jean Cocteau所說:「我認為我會把火種帶走。」

如果藝術世界在長久的架構仍完好無損的情況下、在這個執意自我放任的系統中重新出發(這很可能會成真),我們將繼續我們的抗爭。但是當前,我們擁有一個機會去建立另一種存在形式、另一種擺脫危機的方式。我們可以想像擺脫困境的不同可能性,概念化和創造不同的新世界,放棄我們享有的特權,並從根本上重新設定藝術和策展的良知。

準備好改變存在論吧。我們可以說一種怎樣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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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Zwirner ARNDT